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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一得的《金盖心灯》是重要的道教史料，学术界已经了解了。收入《藏外道书》的《龙门正宗觉云本支道统薪传》[1]是记录上海龙门派道教的史料。它们所反映的教团是有亲缘关系的。上海的觉云坛全真道实际上是从吴兴传来的。《藏外道书》没有收入另外一部重要的史料《道统源流》。它比前两书反映的历史更为全面。北京大学宗教学系的周学农先生几年前从琉璃厂购得《道统源流》的残本。这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得以对吴兴的全真道有了初步的了解。现在我就阅读史料所得的印象向各位做一介绍[2]。
一、《道统源流》的史料价值
我所见的残本没有版权页。书中每页页边均印有“道统源流志”字样。书后有“道统源流编辑处启事”。文中称“道谱一书（定名道统源流）”云云。又称各处有人来函希望加入名录，故再宽限三个月，俟有意加入者及时来函。且云有意参加者能付一元钱为印刷费用。由此可知此书应是稿本。《民国时期总书目》宗教卷著录了《道统源流》[3]，称是1929年3月上海民铎报社出版，16开本。编者为庄严。庄严就是吴兴全真道龙门派第十六代传人严合怡。我在北京图书馆见到两个藏本，是一个名叫严震巽的人于1935年、1938年赠给当时的北平图书馆的，而且在书中用墨笔做了一些添改[4]。1938年的赠本印有吴佩孚为此书写的序言和为严合怡写的碑铭，先后作于1937年和1938年，距此书出版已近十年，而版权页均署1929年3月。两个藏本均保留着那则启事，而书籍内容并没有增减。启事页后面又加印了“正一法统”、“宗坛祖堂纪名录”和“宗坛赞护祠纪名录”。1935年的赠本这部分的纸张和前面有异。我推断此书是陆续装订发行的，启事后面的内容是后来加印的。并且，严合怡初编此书拟名《道统源流志》，后定名《道统源流》，但是正文仍然称“道统源流志”。所以，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第四卷称此书为《道统源流志》[5]亦不为错。出版社亦非民铎报社。此书是在无锡中华印刷局印刷的。发行人为民铎报社、古梅花观、各支分坛以及在上海和江浙几个地方的委托人。显然，这部书是自筹资金印刷发行的一本道门内部编辑的史料，并非公开出版广为销售的印刷品。在吴佩书写的序言后严合怡缀以小注，称尚需订正增删。此书编者以严合怡为主，参与校正的还有几位同门道士。书前有严合怡、参订人俞合达在1928年写的序言。可知初稿定于1928年，以后并没有修订过。
关于这部书的编者严合怡的生平经历，我没有在别处找到材料。《道统源流》下卷中有他的登录：“名合怡，道号六谦，佛名觉正。吴兴霅区人。在弁山三天门启翘云支派。著有《蜗庐丛编》等书。”北京图书馆的赠本又增加数字：“儒名振声，号绶章，自号庄严居士。”吴佩孚碑铭中又称他曾经改姓庄，名继光。在民国初年陈焕章倡办孔教会时，他也起来响应，在吴兴创办了孔教支会，并且上书给当局建议设立世界大同政府。这些都是参与阐扬儒教的行为，与道教无关。在《道教源流》书前有一幅白云观陈明霦的照片，旁边有严合怡的题记，说到陈明霦在北京创建道教总会，又嘱咐严合怡组织吴兴分会。由此可知严合怡也是民国初期吴兴道教的活跃人物。他还有佛名，说明他并不拘泥于某一教门。
这部书的正文分三部分，均称“道统源流志”。上卷未署作者，中卷和下卷均署“吴兴庄严居士敬辑”。上卷分为十小节，首节是“元始道炁”，以下依次为“第一道始”至“第九道始”，分述自元始道炁之后出现的道教神仙。其中列出了玉皇大道君传下的高上派及三茅兄弟分别开出的大茅清微派、清微派和茅山派的系谱。中卷叙述的是自“太上混元圣师”李耳开始的道派传承，共十四代。开列人物众多，对每个人物的承传均做了交代。所言道派均附上系谱。卷末又附“补录各派备考”。推想庄严居士所据材料类如白云观收藏的《诸真宗派总簿》。上卷和中卷的系谱文字与《诸真宗派总簿》大部分相合，错字较多。某些异文可以互相校对。据李养正先生《道教概说》的转述，现存《诸真宗派总簿》记录有八十六派。《道统源流》的记录要少。龙门派以外的全真六子所传系谱文字要少于《诸真宗派总簿》。中卷所述道派也有三派不见于《诸真宗派总簿》[6]。
它们是“济颠尊”所传南屏派、“温韶叟先生”所传三山滴血派和未知开派人的洞庭金丹派。其中三山滴血派系谱有四十字和西河派重复，但是编者于文末又注明：“以后再续派字未列”，可见亦有所本，不应视为编辑的错误。另有一处重复是郝大通传人蒋道德在武当山传下的岔派，应视作编辑的失误。
现存《诸真宗派总簿》是1926年抄录的，不知所据何本。《道统源流》对龙门派系谱的记录反而多于《诸真宗派总簿》，并注明这多出的四十个字是“于道光五年五月五日午时在北京白云观客堂开藏抄出”。这不但说明白云观在现存《诸真宗派总簿》之前即有类似文本，并且现存抄本在抄录时有缺漏，也还证明了《道统源流》所据原本是有历史渊源的。上卷在记录茅衷所传茅山派系谱后更注明“按重字太多，恐有讹字”。
《道统源流》保存的史料对于我们研究道教历史上的道派关系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上中卷中对某些道士的行迹的记录也可以给我们帮助。例如，朱道阴于清初改南昌太极观旧址为青云谱，所传净明续派又称青云派。所续谱字亦见于《诸真宗派总簿》，但没有青云名目。笔者不知这种记载是否也见于其他史料。总的说来，虽然《道统源流》所述历史上的道教人物在编入传承世代时有违背历史事实的地方，但是作为道门外的学者，我们不应该轻率地否定它的宗教史价值。
《道统源流》的材料有着浓重的全真教色彩。中卷后半部所述人物多为全真高道，并且南宗的人物并不多见。在北宗的人物中又甚推崇龙门派。现收入丁福保《道藏精华录》的《道谱源流图》可以证明严合怡乃至闵一得的著作都受到了全真道龙门派前辈作品的影响。《道谱源流图》也见于《藏外道书》所收《金盖心灯》。《道藏精华录》目录中称为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7]校订。《金盖心灯》书前所列内容依次为“金盖心灯征考文献录”、“道谱源流图”、“龙门正宗流传支派图”。“龙门正宗流传支派图”有闵一得识语。“道谱源流图”则没有任何说明。“金盖心灯征考文献录”则注明为“鲍廷博订”。《道藏精华录》使我们得知《道谱源流图》并非闵一得的作品。《道谱源流图》开篇云：“谨按云隐吕律师所纂原本，以玄玄皇帝为道祖，以纯阳帝君为道宗，今仍之。”以下的图示即以道祖道宗分为两部分。严合怡 《道统源流志》中卷所记录的人物大大超出了前两图，构造了传承代序，但是这个道祖道宗的格局仍然是沿袭了吕云隐的旧制。
下卷的内容则完全是龙门派赵虚靖一支的传法世系。了解闵一得《金盖心灯》的人可能很容易看出两书的相类。收入《藏外道书》的八卷本《金盖心灯》记录了自赵虚靖开始的龙门十四代一百余名道士的简历[8]。《道统源流》下卷也是由赵虚靖开始记录，共记录了二十五代道士两千二百余名（其中有个别重复亦计算在内，另外有在行文间出现的个别道士尚未统计）。无论从时间上还是数量上都大大超出了《金盖心灯》，仅仅是前十四代道士就超出了三百人，显然还依据了其他的材料。同时要指出的是《道统源流》对《金盖心灯》选取得很不够。“龙门正宗流传支派图”提到的支派有十三个。这也使我们怀疑它对闵一得以后出现的支派记录得是否完备。但是，它记录了不见于《金盖心灯》和《龙门正宗觉云本支道统薪传》的支派情况。如第四代周大拙开灵宝派、孙金山开金山派，第十四代阎守真开茅山派（即阎祖派）、徐涤尘开鹤山派、齐真人开崂山派，第十五代齐伏霆（徐涤尘弟子）开金辉派，并且都给出了系谱。它的记录使我们知道了这几个支派都是金盖山道门中传出的，而且后面四个支派开派的历史并不长。这有助于我们评价《诸真宗派总簿》的来源和权威性。
二、吴兴地区的全真道历史
《道统源流》虽然没有全面记录《金盖心灯》反映的支派，但是它对闵一得以后梅花观出身的道士在吴兴地区建立的道团有大量的记录，为我们保存了清代吴兴地区的道教史料。吴兴[9]的道教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陆修静时代。在吴兴也有葛洪炼丹的遗址，是否确实笔者尚未见到考证。孟景翼也是吴兴人。唐代以后的许多道教人物曾经在吴兴修道或留下过遗迹，如马湘、张志和、施肩吾、白玉蟾。这里也有许多道教的传说，最著名的是沈东老和回道人（吕洞宾）的传说。当地很早就建立了回仙观。南宋官吏程公许在1249年为它写了碑记[10]。吴兴地处江南，自然以正一道的流传为主。《道统源流》中卷记载了一些在吴兴活动过的正一道士，如杜道坚、史家长、姚真人[11]、席琰、莫月鼎、吴真人等。编者也指出杜、史、吴三人分别是谭处端、马丹阳、孙不二的弟子。史、吴二人的记述并无史证。虽然杜道坚和全真道有关系[12]，但是全真道并不可能在全真七子以后很快传播到吴兴。
由《道统源流》的记载，我们知道全真道在吴兴地区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丘处机弟子赵道坚一系的龙门派道士。根据这部书的记录，闵一得以前在吴兴活动的这一系的道士有33人，其中王常月的弟子有5人，这当中陶守贞（靖菴）、黄赤阳是吴兴人。王常月的弟子吕云隐主要在苏州传道，但是他的弟子中有7个人和吴兴有关。可以说，吴兴地区全真道的昌盛无疑受到了王常月江南传法的直接影响。然而，这些道士虽然也有隐居在金盖山的，但是在他们心目中杭州的金鼓洞、大涤山、苏州、天台山乃至茅山的意义更重要。赵道坚一系的全真道在吴兴的发展主要归功于陶靖菴。陶靖菴是吴兴人，崇祯年间中武进士，在北京做官。“国是日非，托病辞官访道”。他似乎并没有得王常月亲炙，是王常月通过弟子程守宏授给他“卷册如意玉麈芝杖”，并取道名守贞，故为王常月弟子。他在金盖山隐居年后仙化，葬在金盖山。《金盖心灯》和《道统源流》都说他开启了金盖山云巢支派。他的门庭并不兴旺。《道统源流》中记载他的弟子只有陶石庵，陶石庵只传下徐紫垣一人，下传又只有徐嶐岩和史常哉，可以说是四代单传。史常哉不见传人。当然，或许《道统源流》的记载不全面，因为《金盖心灯》称徐嶐岩还有一个弟子蒋雨苍，死在徐的前面。总之，陶靖庵这一支是早已不见传人了。王常月、吕云隐弟子在吴兴地区的活动算是龙门派在这里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这一道派从闵一得开始有了重大的发展，算是第二阶段。闵一得是王常月师弟沈常敬的传人。他也是以金盖山为中心传道的，并且开辟了金盖山梅花观。他的《金盖心灯》记录了东南地区龙门派的传法历史，也反映了他的传教活动。闵一得的传道和陶靖庵时代有了较大的区别。我们可以通过《金鼓洞志》[13]的道教史料看出这一点。金盖山和杭州金鼓洞的道团在闵一得之前是有较密切的联系的。《金鼓洞志》的编者是个儒生，并不是道门内人物。他记录的材料可能有不完备的地方，至少对照《道统源流》看出两书的人名录有文字出入，但是大致面貌不会走样。它记录的道士名录是赵道坚一系的第五代至第十四代。第十代以前的道士均见于《道统源流》。第十一代十七名道士有五名见于《道统源流》。第十二至第十四代四十六名道士只有两三名见于《道统源流》。由于《金鼓洞志》没有记录每位道士的传法世系，我不能做准确的评价，但是它的绝大部分道士不见于《道统源流》说明两地的传承逐渐独立，虽然两地道士也不断有相互的往来。
闵一得的传教规模大大超过了陶靖庵时代。《道统源流志》记录了闵一得传下的第十二代弟子至少有二十人之多，大多是在吴兴传下的，当然也以吴兴人居多。其中有九人传下了第十三代弟子三十二人。闵一得在吴兴地区道教发展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巩固了金盖山的中心地位。梅花观成了吴兴龙门派的宗坛。一直到民国初期它都是吴兴龙门派的中心。闵一得弟子费拨云、再传弟子程无心、钟雪樵、三传弟子傅玉林先后任梅花观主席。民国初期的梅花观主席周本清是费拨云的三传弟子，龙门第十五代。《道统源流志》在闵一得之后不再言金盖山云巢支派，但是闵一得在《金盖心灯》当中讲到金盖山的道教历史时除了追述吕洞宾的神仙故事外首推陶靖庵。他把自己和与他前后代的金盖山道士都视为陶靖庵事业的传人。所以，虽然《道统源流志》在后面不再言云巢支派，而梅花观的道教传承并不是独立于陶靖庵的云巢支派的。闵一得对赵道坚一系的龙门派在吴兴的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
闵一得的影响显然有着家族的背景。《道统源流》书后有“宗坛祖堂纪名录”，按照年代先后列出五十三个人物。自赵道坚以下均为龙门派道士。在赵道坚之前有十位人物：晋代何楷[14]、陆修静、葛洪、梅子青[15]、宋代卫正节[16]、沈东老、元代闵逊、明代闵珪、闵声、清代闵鹗元。这四位闵氏人物并不是道士，他们是闵家族中的名士或做过高官的。通过《晟舍镇志》[17]可知闵氏主要聚居在乌程县晟舍镇，是北宋末年从开封迁来的。闵逊是闵氏南迁后第一个显赫的人物。据说他是南迁后第四代，生活在元朝末年。他只是地方上一个名士，张士诚想利用他的名望，给他“国宾先生”的称号。闵逊拒不接受，于是装做疯癫。他曾在金盖山隐居，以后又在各地云游三十余年。闵珪是明英宗时代的人，最初做御史，曾参与会审第四十六代天师张元吉横行乡里的罪案。后官至刑部尚书。明武宗时刘瑾专权，他辞官回乡。死后葬在金盖山，两年后被作为乡贤受人礼拜。闵声是明朝末年的人。李自成起兵后，他就隐居了。清朝初年他曾经因文字狱下狱一年。闵鹗元是乾隆十年的进士，为官四十多年，做到安徽巡抚。后因触犯了和珅，辞官还乡。吴兴闵氏在明清两代做官的很多。这四个人被列入祖堂或因隐居在金盖山，或是做官后失意还乡，或是葬在了金盖山[18]。让我不理解的是作为龙门第六代传人的闵真善（1334——1368）[19]却没有被列入祖堂。四位闵氏列入祖堂这个事实和闵一得在吴兴的传法说明吴兴龙门派道教的兴盛和闵氏家族有很大关系。在第十一代至第十三代闵氏道士有七人：闵一得、闵阳楷、闵阳文、闵阳述、闵来怡、闵来安、闵来镛。第十五代以后又有五名闵氏道士[20]。以闵氏这样的大族，实在不为多。但是，他们集中在闵一得之后两代，反映了闵一得时代闵氏对于吴兴道教的兴盛是有作用的。上面这七位闵氏道士被列入祖堂。
闵一得的亲传弟子的主要工作是巩固金盖山的中心，但是他的同门师兄沈一炳的两个弟子有新的开拓。费阳得幼年时在射村皈依清微派，皈依沈一炳以后在射村开创了“开化院支派”，实际上是在射村传授了赵道坚一系的龙门派。顾阳浩是浙江海宁人。《道统源流》说他在海宁开创了“龙山憩云坛支派”。这两个支派本质上都是金盖山宗坛的分坛。这种设立分坛的做法成了他们发展组织的主要形式，也是吴兴龙门派道教第三期发展的主要特征。设立分坛的地点不仅在吴兴，也扩展到吴兴以外的地区。设立分坛的活动从闵一得的再传弟子王来因开始有了大的发展。《道统源流》说他不但开启了双井岭的立云坛，对各分坛的建立都有贡献。据《龙门正宗觉云本支道统薪传》说他在1888年和其他两位道士被请到上海，奉为上海觉云坛的开派宗师。王来因是梅花观都讲，程来永是梅花观主席。他们被奉为觉云坛的开派宗师说明觉云坛是以金盖山梅花观作为祖坛的。《道统源流》记载的第十四代道士开启的分坛只有四处，并没有提到觉云，显然记录得不完备。《道统源流》也没有一一记录每个分坛的创立人。从现有的记录看，大部分分坛应该是由第十三、十四代道士建立的。由于它们是金盖山的下院，分坛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许多分坛的创立是几个道士合作的，是一种扩大组织的行为，不是严格的开创支派。当然，有的分坛可能自认为是支派，例如《龙门正宗觉云本支道统薪传》书中就是这样说的，但是这些分坛都没有自己的派字。有些道士可能是在某一分坛皈玄的，但是后来又到另一分坛活动。张复诚在吴兴织里创建了万云分坛，又参与了上海觉云坛的开创。了解了这一背景，我认为《龙门正宗觉云本支道统薪传》的材料和其他各分坛的地位没有本质的差别[21]。反映在《道统源流》中的分坛名目有三十一个。书后的“旧有各坛名录”记录的分坛名目更多。所谓“旧有”是指这些分坛是否都还存在尚未调查。我们可以看出同一个分坛在不同的地方有坛场，说明这些分坛建立以后又独立地发展组织了。这些分坛的建立标志着吴兴龙门派道教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这个名录辑录时，吴兴龙门派道士还有第十四代的许多人在世，而且至少已经传到了第十九代。名录自第十七代起分别登录宗坛和分坛的道士，大约有六百名。这些分坛是会云、景云、灵云、慈云、皈云、翘云、觉云、青云、指云、玄云、惠云、荫云、望云、云遗、隮云共十五个分坛。分坛名录的不完备或是由于统计不完整，或是由于某些分坛门庭衰落了。因为我们可以在名录中见到某些道士为某个分坛的中兴做出过贡献，显然各分坛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例如，在南浔至少有三个分坛，但是分坛名录中没有这三个坛。觉云坛可能是最兴旺的，它的第十七代道士有一百四十八名，第十八代有二十二名，比《龙门正宗觉云本支道统薪传》辑录的这两代道士还要多出十几名[22]。这个时代金盖山虽然还被尊为宗坛，然而我怀疑它是否和各分坛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及是否对各分坛有直接的指导。
《道统源流》对后面几代道士的经历介绍得不多，但是仍然能够给我们提供许多新鲜的资料。从名录中的记载看，许多道士并不是出家修行的。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人的亲属关系，有夫妇，有父子、祖孙。特别是潘复盛一家四代五人都是道士。吴兴地区龙门派道教的兴盛显然和这种在家修行有直接的关系。与此相联系的是吴兴龙门派的活动场所并不是道观，而是道堂或道坛。某些分坛就是在道堂基础上形成的。有些道堂的活动形式是善会。由于《道统源流》的辑录不多且甚为简略，不能进一步了解其细节并做分析。
吴兴全真教的在家修行是否受到了南方地区正一道传统的影响呢？笔者不敢遽然断言。《道统源流》对高道的修行的辑录仍然是以内炼为多，但是也有一些道士精通宋元以来南方的正一道法，然而我们还是无从知道他们的宗教生活的实情。《道统源流》对道士的内炼和作法辑录得很少。这些在家修行的道士和历史上天师道的道民是否类同值得研究。然而，仅仅是这份名录本身就可以改变我们学术界对全真道士的一些见解了。禁欲主义曾经被某些著作看作早期全真教教义的重要特征[23]。但是，吴兴全真教的在家修行不屏弃七情六欲，可以娶妻生子，可以经营牟利，可以为官干禄。名录中有许多人由科举出仕，且有官居显要者。姚文田（道名阳曦），嘉庆己未（1799）科进士，后官至礼部、工部尚书，“卒谥文僖”。汤阳希，官至协办大学士。钮来显（儒名福保）于道光戊戌年（1828）年中状元。沈来鹤（儒名秉成）中进士后展转云南、江苏、四川为官，四十后告病还家，不久又奉召出任顺天府尹、广西巡抚、两江总督。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全真教徒，也都有儒家的功名。长子授湖北候补道，未知是否放过实缺。次子沈复延后来做到民国外交总次长。做知县以上的道士有许阳春、凌来苏、庄复留、蒋复初、丁本性。有些道士进入仕途后并没有断绝和道门的关系。沈来鹤告病退休期间在苏州隐居，和他的也是道徒的妻子（严来宜）“日则虔诵皇经，夜则共祷北斗，不四年，迭举二子”。两个儿子的中举成了他虔心修道的果报。他传了十个弟子，其中潘复盛和翁复义是吴兴道门活跃人物并促成《道统源流》的出版。他又在同治年间重刻了闵一得的《金盖心灯》。凌复骢的父亲凌来苏精通医术和正一五雷法，并且也参与了各分坛的创立，是湖州高道。凌复骢在福建、台湾做县官，但是他又“兼谙正一清微诸法”，是有真才实学的道士。查复功中举后授候补道，但是作为王来因的徒弟，他对觉云坛的创立做出了重大贡献。《龙门正宗觉云本支道统薪传》说到查复功在上海供职时参与了创建觉云坛，建议采取“善堂为表，坛场为里”的形式。我尚未统计兼有儒家功名的吴兴道士的数字。这一现象已经可以证明吴兴道教领袖中的儒生并不是仕途失意的读书人。吴兴道教史料启发我们去研究的是道教和儒教在一个人的社会生活中和一个社区的社会生活中如何相辅相成地发生作用，如何彼此和谐地相处。
三、《金盖山志》和《金盖志略》
《金盖山志》[24]算不上是一部严格的道教方志，但是它和《金盖心灯》、《道统源流》乃至《金鼓洞志》相比又有自己的特点。作者不是站在道教徒立场上写作的，甚至有意地抵制闵一得《金盖心灯》出于信仰背景的描述。潘锡春为此书写的跋语说：“懒云氏著书立说，以玄教为主，士林病之，或相疑诋。先生所撰之志，力矫其《心灯》、《志略》之弊……荒诞不经者，概不羼入。信而有征，足为千秋掌故。”的确，李宗莲就是把《金盖山志》当作历史掌故来写的。然而，金盖山毕竟有着众多的道教遗址和宫观，它的历史也和历代隐士有密切关系。这就决定了作者在书中记录的许多事情都可能为我们研究这一地区的道教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材料。作者的不语怪力乱神的立场近乎儒家，也使某些记录真实可信。和其他湖州地区的方志、史乘及掌故丛编相比，《金盖山志》反映的吴兴全真道史实是最多的，这当然又和作者身为道门弟子有关。
然而，在评价《金盖山志》的内容之前，我要先介绍闵一得的《金盖志略》。这部著作可能不被学界看重，所以未见有人提及。我见到它是因为它被排印在丙申年（1896）版的《金盖山志》书后[25]。李宗莲写作《金盖山志》以后未及刊印就去世了。丙申年本是在李宗莲自序（1883年）十三年之后。书前称“丙申仲秋镌于古书隐楼”。我怀疑这是初刻本，并且是在闵一得道团的大本营金盖山。为什么会又加入了《金盖志略》？负责校对《金盖山志》的凌鹗在《金盖志略》之后附注云：“闵小艮先生于嘉庆初年自滇旋里，隐居云巢，励志开山，重拓故址，可谓艰苦倍尝矣。其所述志略，李君削去不录，未免没先生苦心。今仍附刻卷末，亦饮水思源之意云。”所谓李宗莲“削去不录”大约是指《金盖山志》在援引各家著作时没有使用《金盖志略》。凌鹗以为不公平，所以将《金盖志略》附于书后。
《金盖志略》的篇幅并不长，其史料价值也远不能与《金盖心灯》相比。此书除了叙述自古以来金盖山的道教活动以外，特别记录了清代龙门派道士经营金盖山的历史。金盖山虽然有宋朝沈东老遇吕仙的传说，但是在以后几百年间只是一些儒者隐居之地，其中当然以闵氏先人为主。至清代初年，金盖山一度是名僧藕益智旭的居所。顺治年间僧人散去以后，陶靖菴在这里供奉吕祖，成为龙门派的重要据点。闵一得在《金盖心灯》书末“金盖山纯阳宫古今迹略”中也说到：“我山有龙门一派，惟开自陶黄”。然而，真正在金盖山大兴土木建立宫观是在闵一得时代。初期的工程完成于1792年,是归安人朱烜（号春阳）赞助的[26]。闵一得于1796年（嘉庆元年）来金盖山修道。1797年，山洪暴发，大部分建筑被冲毁。闵一得募捐重建。其间1808年夏天又遭洪水，秋天再次重建。因此，金盖山的宫观是在乾隆五十年至嘉庆十四年间建成的。这是一组建筑，梅花观只是其中一处，此外还有吕祖殿、崇德堂、弥罗阁、神将殿、斗姥阁、古书隐楼等。《金盖志略》中已经有宗坛和祖堂的名目了。宗坛是金盖山宫观的总称，是扶箕求吕祖降笔的。祖堂则是纯阳宫的一座殿宇。《金盖志略》使我们得知见于《金盖山志》的主要建筑在闵一得时代都有了。《金盖山志》记录的是经咸丰年间战乱毁坏之后又重建的面貌，但是建筑格局和名称都是闵一得时代确立的。
《金盖山志》卷一收入了俞樾1882年为纯阳宫重建写的碑记。俞樾很不喜欢佛道，这篇碑记是应沈秉成的邀请不得不写的，但是对战乱之后的重建做了详细的记录。我们可以知道这次重建始于1864年，完成于1874年。发起人是龙门第十三代钟雪樵，前后参与的道士很多。在复兴旧观的基础上又有扩建，如山门和神祠，但是更突出了吴兴龙门派的道统。纯阳宫正殿供奉吕祖，配殿供奉丘处机。在新建的殿宇中有五师堂，供奉陶靖菴、沈一炳、闵一得、费拨云、周抑凡。《金盖山志》把它称为祖堂，显然不是《金盖志略》中的祖堂。古书隐楼中又供奉着卫正节。可见李宗莲见到的宗坛祖堂供奉的吴兴道士远不是严合怡记录的面貌。书中还提到沈一炳画像曾经被放在弥罗阁。这说明在闵一得以后至太平天国战争之前金盖山宫观中并没有一个正式供奉吴兴龙门历代道士的殿堂。陈列卫正节和沈一炳画像的主要意义是纪念。严合怡抄录的“宗坛祖堂纪名录”是《金盖山志》应该是同治光绪年间复兴金盖山宫观之后的事情。
《金盖山志》卷二的题目是“名迹”，主要是陵墓。葬这里的有隐士，有道士，有官吏。闵姓人物有十三位，只有闵一得是道士，其余的几乎都曾出仕为官。金盖山并不是闵氏祖坟所在地。这些闵氏人物为什么葬这里我尚不清楚，但是这个事实说明金盖山道教宗坛的建立和闵氏有直接的关系。卷一“灵境”中记载的金盖山胜迹中也注明纯阳宫是当年闵牧斋隐居处，读书堂是他读书的地方。卷二说养云轩是乾隆年间闵裕仲读书处。闵一得在《金盖心灯》里为闵逊、闵珪、闵玉驹三人写了传记，已经显露了闵氏和金盖山的关系。《金盖山志》记录了这么多闵氏墓葬说明闵氏家族在金盖山享有特权，因为葬在这里的非闵姓道士只有九人，其中四个人不是吴兴人氏，只能葬在此处。可见金盖山的墓地并不是任何一个龙门弟子可以享用的，只有和金盖山或闵氏家族有特殊关系才可以葬在这里。姚文田祖上和闵氏联姻，所以葬在这里[27]。当然，我的这个推论并不绝对，因为没有记载说龙门道士有专门的墓地。他们既然并不出家修行，死后尽可以葬在自家祖坟里[28]。
《金盖山志》卷三保存了和金盖山有关系的人物的传记，大部分是龙门派道士，有二十多名。卷四“丛文”里面也有一小部分是道士的传记。这些传记大部分没有出处。由于一些晚辈道士不见于《金盖心灯》，所以也反映了闵一得以后吴兴全真道的部分历史，并且有些记录比《道统源流》要详细。这些传记有些是道士本人的修道经历，如黄复恕的传记很类似《周氏冥通记》中的通神经历。还有的传记记录了道士在吴兴的善行。黄复基的传记中记载了他在自己的家乡安徽桐乡创办了育婴堂，收养民间遗弃女婴，遏止当地溺婴的恶习。这些都是不见于《道统源流》的。
李宗莲在自序中说到闵一得的《金盖志略》有阐扬道教的偏见，但是他的《金盖山志》也保存了许多吴兴全真道的史料。对照这两部书以及有关人士写的序言跋语，他们似乎都要避免这种嫌疑，有意识地向儒家靠拢。闵一得在叙述历史时也重申历代隐士在这里的主旨是“阐扬理学”。至于后来陶靖庵等道士虽然以清净为宗，但是他们“知黄白而弗行，明数术而弗卜”。张城的序言也说《金盖志略》告诉人们这里“实为历代理学宗门，非只清净道场”。黄辉的跋语也称闵一得曾经对他说：“自先圣人设教洙泗，其后鹿洞鹅湖最著，予于云巢窃有志焉”。闵一得在金盖山的事业一直受到当地士林的批评。闵一得及其他龙门派道士对于儒学的强调或许是为了迎合舆论，但是儒学在吴兴全真道中的地位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金盖山志》中记叙王来觉的事迹时说到他皈依道教原因。道光年间吴兴地区瘟疫流行，王来觉的妻子和儿子染病而死。王来觉萌生了出家为僧的念头。母亲不忍心他去做和尚。他去请教费少房（阳熙，号拨云）。费少房对他说：身体发肤，毁伤非孝。于是他就到金盖山皈依了道教。在这个故事里，皈依道教成了保全儒家伦理规范的妥协办法。吴兴的龙门派道士很多有儒家功名。吴兴全真教实际上是当地一部分兼有儒道背景的知识分子的宗教。
四、方志中所见吴兴全真道史料
我目前查阅的吴兴地区的方志中所记载的道教史料是很少的。这些史料主要有两方面。一类是对当地宫观的记载，主要是受到中央或地方政府重视并列入祀典的宫观。另一类是人物记载中往往有“释道”或“方外”条目，但是记录的人物甚少，远不能与科举和职官类的人物数量相比。同治年间编修的《湖州府志》是目前所存部帙最大的方志。在凡例中有这样的话：“志寺观所以存古迹，非以崇释老。自兵燹之后，寺观大半无存。今仿《广东通志》，以寺观附于古迹之后。其无关古迹而基已毁者，略加删汰。旧志所无，非奉赐额，一概不增，以示贬抑异教之义”。这说明方志中记录的佛道史料的稀少主要是由宗教上的偏见所致。在这些方志所记录的《道统源流》所反映的全真道团的史料更是寥寥无几。方志中出现的道士大多不见于《道统源流》。见于《道统源流》并被方志目为道士的人物也是较为早期的，并且是兼修正一并以雷法为民间做法事的人物，如杜道坚、潘洞雷、沈道宁、周道昱、沈一炳、吴一泓、周阳寂。这些道士参与了当地道观的创建和重建，例如杜道坚在武康县创建了通玄观，沈道宁于永乐元年重建了祥应宫[29]。有的则是严格的住观道士，如周阳寂住浔溪广惠宫[30]。这反映出正一道传统在当地的深远影响。这些道士也没有被方志说成是全真道士。在方志中被作为全真道士记录下来的只有一名清朝初年的姚文叔。这个人并没有见于《金盖心灯》和《道教源流》，显然不是这一系统的全真传人。清末蔡蓉升《双林镇志》第九卷“斗姥阁”条下记：“旧名指云道院。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本里全真道人姚文叔（字冲斗，号隐汉）募建。上奉斗姥，下祀吕祖。旁列草屋数楹为修炼所。羽化即葬于其南。乾隆间，阁将圮。晟舍僧法容募修山门，复旧规。西创佛殿，名静梵禅院。嘉庆丙寅，阁下增设雷祖像。移吕祖像于右。设有仙方灵签。右侧设司药姚真人位，即隐汉”。第二十三卷方外类又记：“姚隐汉，字文叔，号冲斗，里人。康熙时出家，筑庐于斗姥阁，修真炼丹。及蜕化，葬于阁之西南。”不知其师承渊源，也不知为何受到乡人崇拜。此外，《乌程县志》卷九“龙门静室”条云：“邑人程荫善、汪亮采共建，延邱真人龙门派羽士住持。内有斗姥阁楼，藏弆经典。”方志也记载了闵一得重建了家乡晟舍镇的三官殿[31]。朱春阳于乾隆三十四年在归安荻罡发起创建吕祖庙，乾隆四十三年落成。嘉庆五年，浙江巡抚阮元奏请皇帝御赐“玉清赞化”匾额，并把对吕祖的祭祀列为当地正式典礼[32]。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吴兴的庙宇宫观遭到惨重的破坏，但是在方志记载的出资重建的里人我没有发现有《道统源流》中的人物。
在方志中能够见到的吴兴全真道团的活动是他们的慈善事业。在《道统源流》中记载了发展到上海的吴兴全真道分坛建立或参与了一些社会公助事业，如闸北慈善团、保卫团、济生会、协济救火会。我没有查阅所有的上海方志，未知详情。在吴兴地区方志中较为丰赡的材料是姚来鉴等人的慈善活动。据《道统源流》记载，沈秉成（来鹤）和姚来鉴创办了湖州仁济善堂。归安名士陆心源等人于光绪八年编纂的《归安县志》卷十八记载了这件事：“同治十二年邑人四川按察使沈秉成、广东高廉道陆心源、封员邵玉峰州[33]同姚鉴等捐资创建劝办各乡村保婴接婴事、施医送药、养老清节、恤嫠栖病、太湖救生诸务。光绪四年，晋豫等处大旱饥，善堂绅董劝捐银数万两，解往赈饥。”经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皇帝御赐匾额给仁济善堂悬挂在关帝像上方“以答灵贶而顺舆情”。这条材料的注文中列出仁济善堂在湖州各县村落设立接婴公所的地名。同卷还介绍了“仁济善堂义冢”。这些记载反映出仁济善堂立足于本乡的慈善公助，此外还积极参与了其他地区的赈济。姚来鉴和沈秉成同是创始人，但是实际上姚来鉴在主持。由于仁济善堂在各处有婴堂，它的活动范围很大。姚来鉴的慈善活动有其他全真道徒的合作与支持。他和十四代全真道徒邵复申（儒名桂生）在德清县发起创办了育婴堂[34]。仁济善堂设在乌程南浔镇的施药局后来并入了姚来鉴弟子、南浔人庞元济[35]的承济善堂。由目前所见材料看，姚来鉴和庞元济是清末吴兴全真道团慈善事业的两个代表人物。庞元济的父亲经营丝业发达后在乡里兴办慈善事业。庞元济、庞元澄兄弟进一步发展出承济善堂和庞氏义庄，参与兴办栖流所。光绪二十四年，承济善堂接办了仁济善堂设在南浔广惠宫的施药局。仁济善堂的主要慈善活动是恤嫠保节，资助对象包括临近的江苏吴江、震泽两县。堂内还附设了赈火会。承济善堂和庞氏义庄都有明晰的章程，可以使我们了解它的宗旨和管理制度[36]。庞氏善堂在庞元济父亲时即由官府上奏朝廷给予嘉奖。庞元济本人也曾捐巨资赈济河北河南灾害，由李鸿章上奏朝廷，赐举人出身，赏给四品顶戴，其父亲也因他受到追封[37]。庞氏在苏浙两省有大量田产。承济善堂的资金虽然也有同乡捐献，但是主要来自庞氏。
姚来鉴在吴兴道教发展中无疑是有重要作用的。《道统源流》称他“启各分坛支派，并设夙云坛于仁济堂中”。他有十个弟子，只有三个有后传，但是金复德在安吉、孝丰等地传了三十名弟子，促成了安吉隮云坛的创立。庞元济在他家宜园开创器云坛，但是《道统源流》中没有庞元济和器云坛传授弟子的记录，所以我无法评价庞氏在吴兴道教发展中的作用[38]。仁济善堂的活动证明善会是吴兴全真道发展的一种形式或媒介，如薛本常在家乡嘉兴县建立了广德堂[39]，附设了闲云坛；钱复缘在长兴同善堂中设立了望云坛；上海的觉云坛也设在位中堂里面。《道统源流》书后发行分处就列有这些善堂。从方志材料看，吴兴全真道团的善会和当地其他善会没有本质的区别，主要事务是收养遗弃女婴、赡养守节寡妇及其幼小子女、赈灾、施医送药。这说明后期的吴兴全真道教徒并不以避世修道、独善其身为主流，和早期有很大不同。吴兴全真道在发展中逐渐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融为一体，是讲求经世致用的，不是空谈心性。吴兴全真教在早期已经有相当多的教徒兼习儒业，在后期的善会活动中更不乏儒教成分。《道统源流》说仁济善堂“收养贫民、施医舍药、宣讲乡约、募赈恤饥”。宣讲乡约是宋明以来儒家宣传伦理纲常的重要内容，它也成了吴兴全真道的活动内容。庞氏承济善堂创建时的宗旨是赡养志愿守节的寡妇。这些寡妇因夫家亲属图财逼迫她们再嫁。庞元济《设立承济善堂呈》中说：“就地豪恶及不肖亲族图财逼嫁，纠众抢孀，力弱不支，每多失节，实为风俗人心之大害”。庞元济把他父亲创办的清节堂扩大为承济善堂，收留或赡养孀妇。他计划救济百名孀妇以及她们的幼小子女和衰迈公婆。这在当时的社会上的确是做了一件大功德。但是，寡妇守节是宋明以来儒教极力提倡的礼俗。庞氏义庄创建于1911年，资金雄厚，条例明晰。义庄设在庞元济父亲重修的庞氏宗祠后面，慈善对象也是庞氏族人。《庞氏义庄条规》为庞元济、庞元澄所拟，称“今义庄之设，所以尊遗命而恤宗支”。义庄善事有两项，一是赡养鳏寡孤独，补助婚丧；二是兴学。义庄兴办了义塾和两所小学堂，还资助本族子弟在外就学并奖励优秀者。小学堂的办学宗旨是“按照颁定小学堂章程办理，务以礼教为本，不得徒尚时习”。庞氏义庄证明吴兴全真道的社会活动有较多的儒教成分。
注释：
[1] 这两部著作都收入《藏外道书》第31册，巴蜀书社1992年出版。《金盖心灯》作于1809年。《龙门正宗觉云本支道统薪传》成书于1927年，为戴本珩编。
[2] 笔者在本次会议之后从吉冈义丰教授的著作目录中知道他已经初步研究过这部书，但是我无从读到他的文章。据说他的《道统源流登录宗派》一文刊登在《道教の研究》第233-236页，京都法藏馆1952年出版。
[3] 《民国时期总书目》宗教卷，第93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出版。
[4] 两本均有添改。某些添加反映了吴兴道教内部在教产上的纠纷，也反映出民国初年吴兴地区的全真道团开始衰落。下卷第33页添注称戴钮（道名本一）是戴传贤（季陶）的妻子，而戴传贤也是第十五代门徒，道名本乾。戴季陶（1890——1949）原籍是吴兴，但是出生在四川广汉。戴季陶之妻钮有恒，原名浩，乌程人。十七岁时虔心依佛。后入南浔庞氏创办之浔溪女学，与在校教师秋瑾甚相得。后因避秋瑾狱更名有恒。她参与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活动。晚年仍持佛戒。戴季陶有《莲花鄢波斯迦信行因缘纪》，未言其为道教信徒。戴季陶1911年与其结婚，曾于当年12月在金盖山道观闲居。“传纯阳祖师临坛，请先生莅坛，锡以本乾之名”，并降给乩文。然而，戴季陶是虔诚的佛教徒。以上见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的生平》，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出版。
[5] 见该书第7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6] 笔者近日见到香港蓬瀛仙馆印刷的黄信阳编辑的《道教全真必读》记录了道教九十八个支派，亦无此三派。
[7] 鲍廷博祖籍安徽歙县，迁居浙江嘉兴，所校刊的《知不足斋丛书》十分著名。这个儒士也是闵一得的好友，为《金盖心灯》做注，所用的参考文献中也列有《道纪》、《道谱》、《道脉源流》诸书，均未署撰人。
[8] 《金盖心灯》卷一至卷五（上）收录龙门道士一百零三名。在卷五（下）中有女道士胡刚刚仙子和江云城（吕云隐妻子）。上述一百零五名道士中只有傅复兴（第十三代）和江云城不见于《道统源流》。
[9] 吴兴这个地名是三国孙皓时开始有的。历史上几经兴废。唐代叫做湖州。民国元年又恢复了吴兴旧名。1949年建湖州市，四郊乡镇称吴兴县。1981年撤消吴兴县，并入湖州市。清代的湖州府有乌程、归安、长兴、武康、德清等县。
[10] 见周学浚等人编辑的《湖州府志》卷五十，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第54号影印同治十三年刊本。陆心源《吴兴金石记》卷十二。收入南宋末年李简易《玉溪字丹经指要》的《混元仙派图》记录沈东老为吕洞宾弟子。
[11] 《道统源流》中姚真人的事迹见谈鑰作于1201年的《吴兴志》，类似南朝任昉《述异记》记载的晋代烂柯山传说。烂柯山故事流传开以后在河南、山西、广东都有烂柯山。
[12] 收入《藏外道书》的陈教友《长春道教源流》卷七“杜处逸”条注文中提及杜道坚为李道纯《中和集》作序，云“观所论，盖深得全真之学者”。
[13] 朱文葆编，现收入《藏外道书》第20册。该书序言作于1807年。
[14] 传说他做过吴兴太守，曾经在金盖山读书，因此金盖山又叫何山。据《湖州府志》卷二十五宋人汪藻《何氏读书堂记》，何楷是否做过吴兴太守尚无确凿根据。
[15] 《金盖心灯》卷七称他是宋朝宗室，指梅为姓。早年入道，修黄白之术。他是卫正节的外祖父。
[16] 《金盖山志》卷二收入清人汤金钊《卫正节先生碑传》，称卫正节是南宋末的儒者，松江华亭人。创立白社书院，弟子三千。后来金盖山隐居，追随前来的弟子逾千人。初名敏，后更名富益，字益斋，门人私谥正节先生。
[17] 闵宝梁编，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4册，上海书店1992年出版。作者为龙门第十三代，道名来安，儒名宝梁，归安附贡生，曾任常州府总捕水利通判。见《道统源流志》下卷第19页及《晟舍镇志》卷三。
[18] 以上闵氏生平参见《晟舍镇志》和《金盖山志》卷二、三。
[19] 儒名性，号希仁，闵逊之子，闵珪曾祖。《晟舍镇志》卷七有明代礼部尚书谢迁为他写的神道碑铭。文中盛赞其乐善好施，未言其修道经历。该书卷四称他因闵珪而被朝廷追封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刑部尚书的头衔。
[20] 汪曰桢《南浔镇志》卷十五记载了住在广惠宫的道士闵九阳，不见于《道统源流》，未知是否属于这个道团。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2册影印1863年刻本，上海书店1992年出版。
[21] 因此，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第四卷认为上海觉云是支派，是不合适的。
[22] 《龙门正宗觉云本支道统薪传》记录的道士只有江陈合孝（第十六代）一人不见于《道统源流》。另外，两书所记录人物的姓名别号有出入，有些是音误，如王与黄、胡与吴。
[23] 参见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第540页。
[24] 本文所用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1896年古书隐楼刻本。作者是吴兴人李宗莲。《道统源流》记载李宗莲为吴兴全真道第十三代传人，归安庠贡，道名来述，儒名宗莲，字在庚，同治四年恩科举人。他曾校勘金盖山所刊经忏。《湖州府志》第十三卷有李宗莲中举人的记录。同书第十一卷又记他于同治十三年中进士。蔡蓉升原纂、蔡蒙续纂的《双林镇志》第二十卷记载的李宗莲字友兰，当是同一人。《双林镇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2册影印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本，上海书店1992年出版。
[25] 《金盖志略》书末闵一得自署嘉庆己巳（1809）年。张城同年为此书作的序言自称捐资刊刻行世。
[26] 光绪八年陆心源等人编纂的《归安县志》卷三十二说他曾经在云巢读书时遇到异人。见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第83号。《金盖山志》卷七有传。鲍廷博在注释中说他虽然从徐一返修道，但是没有派名。他在金盖山建有吕祖殿、神将殿、崇德堂。
[27] 姚文田和闵氏的渊源可参见他的《邃雅堂文集》卷七，北京大学藏道光元年刊本。
[28] 闵一得是葬在金盖山的。据《晟舍镇志》记载，他病重时被接回晟舍，也死在晟舍，但是不知他是否有家室。
[29] 均见《湖州府志》卷二十七。
[30] 见杭世骏等人纂修的《乌程县志》卷七，北京大学藏乾隆十一年刊本。
[31] 《晟舍镇志》卷一。
[32] 《湖州府志》第四十卷。
[33] 原文如此，疑有误。
[34] 见吴翯皋《德清县志》卷九知县唐煦春《德清县新市镇育婴堂记》。见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第60号影印1931年本。
[35] 庞元济（1864-1949），道名复超。擅长书画，也是著名书画收藏家。其所筑宜园为当时吴兴著名私家园林。
[36] 见周庆云《南浔志》第三十五卷，《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2册影印1922年刻本。
[37] 见《南浔志》卷三十九郑孝胥《清赐光禄大夫庞公墓表》、卷二十七。
[38] 庞元济创建器云坛的年代不明。他于1924年出版的《虚斋名画续录》自序中说：“生不逢辰，适更国变。从此杜门谢客，日以名迹为伴侣。品藻山水，平章真赝，亦聊以销磨岁月，遣送余生而已。”朱孝臧为此书写的序言说他“国变后韬迹淞滨，烟云供养，不问世事”。这说明他至少在辛亥年以后已经离开吴兴到上海。《虚斋名画录》和《虚斋名画续录》均在上海出版。他于1909年出版的《虚斋名画录》有陆恢廉后序，说：“虚斋有才有识。释褐登朝而后，出门求友，亦欲有为于时。乃生世不偶，不得不折而入于此。折而入于此，即于此中辟一境焉。是即陶靖节之桃花源也。”庞氏依违于儒道之间，其所创立之器云坛是否果有作为尚属疑问。庞氏两书因记录了历代名家绘画，近年多有重印，可见《中国历代书画艺术论著丛编》，第17-20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出版。
[39] 见《道统源流》和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所收《嘉兴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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